乐在荧光深处

文 / 周慕军

      儿时，每逢晴朗的夏夜，我爱和小伙伴一起去野外玩耍。看见一只只萤火虫在小河边、大树下、草丛上飞来飞去，一闪一闪地发出淡蓝色、浅绿色的亮光，像一盏盏小灯笼，便念起“萤火虫，打灯笼，照到西、照到东……”一边念一边追逐，等到那萤火虫飞低了，就一跃而起，把它拍落，捡起来，装进早就准备好的玻璃瓶里。一只、两只、三只……萤火虫，越来越多，整个瓶子亮晶晶的，有趣极了。

      爷爷看见我带回家的萤火虫，也总会一遍又一遍地给我讲起“囊萤”的故事。他说，东晋时，有个叫车胤的小孩子，自幼聪颖好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买灯油点灯，每到夏天夜晚就去捉萤火虫，装在能透光的纱布袋中，靠着萤火虫的亮光读书，后来车胤的学识与日俱增，成了有名的学者。 从那时起，我就觉得萤火虫是夏夜里最美的昆虫，它能给漆黑的夜晚带来光明。

      上世纪50年代初，我长到6岁开始随父母漂泊，一直在外地生活、读书和工作近30年。儿时的一些游戏，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淡忘，但那闪闪发光的萤火虫，却总会时不时地在我的脑海浮现，尤其是在夏天的夜晚，记忆那么清晰，情感那么温馨。

      30年时光，弹指间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回到家乡。由一名中小学语文教师改行在县文化馆编《绩溪文艺》。刚接手工作时，我想这下总可以从每天几大摞学生的作业本中解脱出来了，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字了。

      哪知无论干哪行都有哪行的枯燥和烦恼。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全国上下处处涌动着文学创作热潮的时代，绩溪县也一样。可那时县里的业余作者们，写作水平参差不齐。给《绩溪文艺》投稿的人不少，来稿数量也相当可观，可真正够得上发表水平的稿件却不多，再加上当时县里有个未成文的规定：《绩溪文艺》这块“菜园地”本来就不大，得用来育俺们绩溪人自己的“苗”，种自己的“菜”。外地作者的好稿件，只有写绩溪题材和内容的才采用。这就给当编辑者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要想方设法为本县那些有写作潜力但尚欠火候的业余作者来稿修改加工，直至达到发表水准。

      刚开始时，我觉得还能应付，心想反正以前当语文老师时给学生批改作文就是这样干的，习惯了。可干着干着，心里就犯嘀咕了：由于“特殊时期“刚刚结束没几年，一些从“特殊时期“过来的业余作者还认为文艺创作只是“遵命”之作，必须尽量采用所谓工农兵群众业余作者的稿件。又因为“特殊时期”许多发表出来的作品都是专业人员和编辑们改出来的，有的甚至是专业人员和编辑们推倒旧作，重新创作的，可署名仍旧是原作者。所以他们习惯了那老一套的创编程序，往往把发表作品的希望寄托在编辑身上，认为编辑替他们的稿件改成达到发表水平是编辑的职责和义务。如果不这样做，他们便认为编辑不称职，有的甚至找到上级领导，说编辑对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态度有问题，不愿扶持工农兵业余作者……。

      干着、干着，遇到这样的情况多了，我内心逐渐暗淡了不少，工作热度也慢慢开始降温。

      “别这么没精打采的，多少年来我都是这么干过来的。时间长了，慢慢地，你会觉得即使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也有另一番乐趣。”我的前任章伟老先生，一位饱经风霜，阅历见多识广，眼光独具的退休文化人笑着对我说。他和我说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圈里的不少往事，有全国的，如《高玉宝》作者高玉宝和责任编辑荒草（笔名）的故事，《林海雪原》作者曲波和责任编辑龙世辉的故事。还有省里的、地区的，当然也少不了县里的。自然，县里的许多往事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说着说着，他竟向我说起了萤火虫。

      他说那些刚刚起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涉的业余作者们，就像是一只只一闪一闪地发出淡蓝色、浅绿色荧光的“萤火虫”。我们发现了，就应该将它们汇聚起来，聚得越多，“囊萤”便越亮，尽管这些“萤火虫”，眼前发出的亮光是微弱的，但当你望着家乡的文学创作之光越来越亮眼，看着一只只的“萤火虫”发出的亮光日渐晶莹璀璨，成为“荧光灯”、“小太阳”，你的内心也会自然而然地有一种成就感、欣慰感。何乐而不为呢？

      听着章伟老先生的话，一片记忆的云彩，如清风相送，顿时在我的脑海重现：那是1981年6月，《绩溪文艺》编辑室收到一篇短篇小说稿件。稿件虽说结构不够严谨，头绪有些零乱，语言也嫌累赘，但思想健康，内容充实，跟上了时代的节拍，尤其是稿件写出了农村在改革开放后，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其中洋溢出了一股泥土气息。他敏锐地感到作者是一只闪烁出文学创作亮光的“萤火虫”。可是投稿者缺乏投稿常识，稿件既未署姓名，也没有留下通讯地址。

      “要想办法找到他。”章伟老先生以邮戳为线索，打电话到作者的投邮地临溪公社问询，接电话人的回答是三个字：“不晓得”。再写信给临溪公社的其他业余作者，请他们帮助查找，一时也没回音。

      “算了吧！” “不，一定要找到他！”

      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作者是临溪公社上塘村的一位20多岁的青年农民，名字叫方玉良。于是8月的一天，他和文化馆分管《绩溪文艺》的副馆长邵之惠先生一起顶着炎炎赤日，去临溪公社找方玉良。当年临溪公社去上塘村要过河，还没有桥，当他们挽起裤管正要蹚水过河时，看见迎面有一位青年农民背着一位老大娘，从对岸涉水过来，就向这位青年农民打听：“到上塘村该怎么走？”

      “过了河，一上去就看见村子了”。这位青年农民看章伟老先生年岁大了，身体瘦瘦的，热情地要背他过河。谦让中，青年农民凭感觉判断问：“你们是从县里来的吧？”当说明缘由，这位青年农民腼腆地笑了：“我就是方玉良。”

      在经过商谈手边的众多素材如何剪裁，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安排，人物形象如何塑造和锤炼语言等三次修改后。方玉良的小说处女作《定心丸》在1981年第3、4期合刊的《绩溪文艺》上发表了。从此方玉良的写作积极性大大提高，学习也更加刻苦，并在当年公社文化站工作人员招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以后他又抓住机遇，不断努力上进，使自己逐步提升，最终成为获评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文物专家，直至退休。

      倏地，我猛然想到：我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章伟老先生，不也是一只“萤火虫”吗？在岁月的天空中，他将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年华化为莹莹亮光散发开来，照着一茬又一茬痴心于缪斯女神的后来者，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山涉水。想着、想着，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和章伟老先生一样，是一只身在荧光深处的“萤火虫”了。心里禁不住也乐了起来。

      记得我们绩溪县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设立过文艺创作《春蚕奖》，在1986年的那次评选颁奖活动（也是《春蚕奖》设立的惟一的一次评选颁奖活动）过后。章伟老先生为这次评奖活动中产生的一项在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者和评委不参加评选规则写过一篇题为《萤火•炬火•太阳》的纪实短文，发表在1986年第2期《绩溪文艺》上。他写道：“我是《春蚕奖》的倡议者之一，也是第一届评委会的成员，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次评奖活动。评委会的成员绝大多数也是我县的业余作者，都有作品面世，要不要把自己摆进去参加‘竞选’呢？……经过充分讨论，百分之百的赞成不参加……这里我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鲁迅把自己比作‘萤火’，他说‘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和太阳；因为他照亮了人类，连我也在内’。当然，我们不配与鲁迅相提并论，我们只是一只小小的‘蚕蚁’或者‘萤火虫’……我真诚地期望……涌现出大批‘炬火’，甚至出现‘太阳’……”

      49年前（1986年）绩溪县的《春蚕奖》文艺创作评选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这一规则：所有当年在文化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者和评委全部都不参加评选这件往事， 我今天想起来，感到是非常正确明智的，既荣耀，也高尚。最后还得告诉大家：当年《春蚕奖》的决策人、绩溪县文化局局长是后来从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岗位上退休的美术大师章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