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曾向国统区作家传播并征集意见，郭沫若作了“有经有权”的回应。据胡乔木回忆，这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郭沫若的观点实际上生成于1940年他对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关于“中国作风”相关论题的评论，是他思考民族形式问题所得出的结论。这个观点参与到了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并引起胡风、向林冰、王实味等人的回应。双方争议在于，胡风等认为，革命之“权”不能离开革命之“经”，而郭沫若则从文学与时代关系的角度，认为文学之“经”与时代之间有内在关联，“经”应具体化为具有时代性的“权”。郭沫若的观点与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内在一致，这是他被引为知音的根源。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及国统区左翼作家的观点，与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与传播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毛泽东文艺观的生成是基于左翼知识分子实践经验的结果，在国统区的传播则借助了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家的象征资源；郭沫若等人对《讲话》及创作成果如《白毛女》的评价，经历了从旁观者的评点到自我改造并认同的过程。郭沫若的相关言论对毛泽东文艺体系的最终确立具有关键作用，同时也完成了自我审美理念的转变，早先的新文学审美体系逐渐让位于工农兵文艺标准，《讲话》从新文艺的“权”发展为革命文艺之“经”。

                              （筱蕾摘自《东岳论丛》2018年第1期，刘奎文）